杀君马者道旁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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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问诸君，什么是法治？法治之精神，我认为，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就是这么一句：公权力，法无授权不可为；私权利，法无禁止则可为。也就是说，国家机构动用公权力做任何事情，都必须有正式的法律条文授权才可以干；老百姓个人做任何事情，只要没有正式的法律条文禁止就都是可以干的。违反前一句，就会蜕变为“家天下”的封建皇权统治，生杀予夺，皇上就是法，无需共和；违反后一句，就会演变为《1984》里描述的法西斯极权统治，人民不仅要被捆缚住手脚，甚至要被禁锢住思想。

为什么国人爱投机？总是目光短浅，想赚快钱？我们动用公权力对投机进行打击，但是常常打掉了长期投资的精神，投机却野火不尽，根子上，有三点原因：第一，打击手段违背了上述法治精神，以至于契约精神不能得到尊重、依法签订的合同很难得到遵守，如此一来，谁能有心情长远布局、长期投资呢？第二，对于全新的新生事物，怎么干就是投资，怎么干就叫投机，谁有资格来评价、定义？难道不是市场竞争、优胜劣汰，让实践来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？不尊重市场，不尊重经济的基本规律，动辄希望以干预主义的手段扭曲市场，使之符合一己之想象，这恰恰是一种主观主义，是违背马克思唯物主义的。当一个市场被扭曲而紊乱时，便阻碍了人们长期投入，而警示人们要投机取巧、快进快出，以免被市场的紊流卷入漩涡。第三，上古大禹时人们就知道，以堵治水，水堵塞成势，破堤四溢，反而把好水变成了坏水，正常好好沿河道流淌的水变成了淹没四方的水灾，因此，治水需要疏通和引导，而不是一味的围堵。以有限之河堤，堵无限之水流，终归是堵不住的。反而因为围追堵截，造成水位更加升高，一旦外流，必定奔流而下、势如破竹。水无善恶，只是治水的方法有高下，从而导致了好的或者坏的结果罢了。

在所有的金融活动中，对实体经济破坏最大的，对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和生育意愿打击最大的，莫过于货币超发，也就是俗称的货币“放水”。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，全世界的主权货币全面脱钩金本位，彻底法币化之后，滔天洪水就成为了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事实。但凡是一个还有一点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素质的人，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，即主权货币法偿化之后，法币蜕变成了靠国家机器的暴力背书的一种信用。这种信用，是发钞者与人民之间的契约。而在过去几十年中，一方在持续地违约，持续地超发货币，贬值后者口袋里的辛苦积攒的一点财富，而把他们压在财富贫困线上不得翻身。这一历史事实，不容任何人抵赖。

这种持续的信用违约，才是对实体经济和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最大破坏和摧残的、“危害极大的非生产性活动”，“令人作呕且违背了人类文明”。哈耶克在他出版于1976年的书《货币的非国家化》里写到，“货币量的增加最初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刺激作用，只能归因于下面的事实：人们会突然发现，价格、因而利润都高于预期。每项投资冒险都成功了，甚至包括某些本应失败的项目”，“为了维持温和的通货膨胀所创造出来的经济活跃程度，货币当局不得不加速通货膨胀率，并且不得不一次比一次的增加幅度更大，以使通货膨胀率能够压过人们的预期。”

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，因为市场失灵了，所以必须政府干预，干预的最后一招就是印钱放水。但是真相却是，市场失灵只是结果，是现象。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价格失灵，误导了市场中的参与者。价格又为何会失灵？原因恰恰是政府干预和法币通胀。凯恩斯主义不过是倒因为果。因为信用违约，因为超发放水，因为价格扭曲，严重干扰和误导了企业和个人对市场真实供需情况的判断，大量生产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，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大量浪费。而讽刺的是，与此同时，在另外一些产品上，却因为无人生产而造成了短缺，人们的生活陷入困境。这样的情景，在人类的历史上一再上演。曾经在前苏联，貂皮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卖不出去，人们却忍饥挨饿凭票限量吃饭，就是这一幕的悲惨侧写。

货币放水，超发的货币沿着什么路径扩散和分配出去？它必定是沿着权力的路径去分配。傻子都知道，谁先拿到超发的钱，谁就能最大得利，花的最爽。马克思说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超发货币从中心向外周沿权力路径扩散的分配过程，就是权力集中的过程。中心化的货币超发决定了必然出现的上层建筑，对权力的投机，对权力的渴望，对权力的贪婪攫取，肮脏的钱权交易。谁是这一经济基础的最有力的捍卫者？当然就是那些离这一权力中心最近的、这一权力路径上的既得利益者们。

以上的超发活动，从所需要的配套设施，到超发所带来的生产浪费，造成了巨大的碳排放，对环境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，而这一影响，与其经济贡献却是极其不相称的。在2017年5月，英国环境变化经济和政策中心（CCCEP）发表了一篇题目为《The climate impact of quantitative easing（量化宽松的环境影响）》的论文。论文指出，对欧洲央行（ECB）的统计，62.1%的货币超发相关生产部门要对58.5%的碳排放负责，但是却仅贡献了18%的经济增量；对英格兰银行而言，相关生产部门要对52%的碳排放负责，但是却只贡献了11.8%的经济增量。

从论文一隅管中窥豹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即使是在政府透明度甚高、腐败甚少的发达地区如欧洲和英国，超发的货币因其人为分配的原因而更容易落入到高碳排放、低增长的产业当中去。这些产业，深耕政治，与有关权力部门盘根错节，拥有更强的政治影响力，因而更容易抢到白白印刷的钞票的优先分配权。但也因为他们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，也就更容易通过游说立法为自己创造碳排放的特权。最后，因为一切都是靠权力得来，而不是靠市场竞争得来，于是他们便会选择躺着赚钱，不思进取，这一点，从他们和碳排放极不相称的经济增量贡献数据就能够看的出来。

因此，显而易见，只要货币发行被人为掌控，此掌控者必有立场，所有人都会通过试图亲近其立场而获得特权，而无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，还是从科学精神的实事求是的视角，研究数据都表明，这种特权已经发生。中心化超发货币，必定导致超发货币更优先分配被逃避市场竞争的、低效率的、不思进取的、社会经济效益差的特权部门、特权企业所获得，从而从整体上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健康，损害了国家财富的增长，损害了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，让底层人民面临绝望的生活而被迫选择躺平，从而最终，中止生育，停止延续整个民族。因此，到底是什么“违背了人类文明”，但凡是有一丝良心尚存的人，都不难通过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，正处于从原子文明向数字文明跃迁的关键转折点。一个纯粹数字世界的，不被任何一个利益方面单方面掌控的，纯粹是基于全体共和的，共同认可的，无人可以单方面改变的，严格按照数学公式规定进行发行的，由计算机执行并确保绝不违约的，持续运转一百年、一千年而穿越历史周期更迭的，完全由0和1这样的比特所组成的，属于数字新文明的货币——不管保守、守旧的原子世界的旧文明是不是认为它是货币，还是“充其量是一种虚拟资产”——都必然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，是每一个不喜欢压迫别人、也不喜欢被别人压迫、不喜欢凌驾于他人之上、也不喜欢被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人所渴望抵达的伊甸园。

一个文明社会中最大的犯罪，莫过于对个人财产权的肆意侵犯。货币超发，就是一个货币能够犯下的最大的罪。至于其他的罪责，洗钱、诈骗、非法集资，等等等等，犯罪主体都是人，而不是货币。犯罪的是人，却要去处理货币，这是官僚主义，是推卸责任。这和令人深恶痛绝的“不解决问题而要解决发现问题者”异曲同工。

1919年6月13日，钱能训向徐世昌再一次提出辞呈，正式辞职。这一次辞职谈话，在今年热播的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第35集第35分钟开始的一段戏对此进行了艺术化再现。徐世昌感慨，中国几千年都是农民起义，结果这一次，农民没怎样，秀才造反了。钱能训说，农民起义不可怕，王朝更替只是原地转圈，现在陈仲甫这些人要用西方的先进理论，改变中国人的思想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。徐世昌问，什么理论这是？钱能训低下了头，不无悲凉地说，嗨，我也说不清楚；我只知道，我已经落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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